张汤为汉武帝时人,官至廷尉、御史大夫,为人严苛,用法深刻,并且善于迎合武帝的意愿,因此名声很坏。司马迁把他列入臭名昭著的“酷吏传”。

然而按照【史记§酷吏传】和【汉书§张汤传】的记载:

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

也就是说,对待富豪贵族等特权阶层,张汤是毫不留情的打击;而对于平民百姓,却很宽容,故意把案子当面向皇帝报告,而皇帝往往就从轻发落了。

这样的行为,按理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酷吏,而最终得到一个恶劣的酷吏名声,究其原因,只因其得罪的是特权阶层,而特权阶层掌握着话语权。

另一些类似的例子,比如武则天允许民告官,王安石变法损及士大夫的权益,朱元璋剥贪官皮,雍正铁心整顿吏治,史家对他们的评价都很恶劣。宋神宗和文彦博的一段对话最说明问题。神宗问,“王安石的新法对百姓很有好处,你们为什么要强烈反对呢?”文彦博给出了赤裸裸的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也就是说,统治者应该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体百姓的利益。当然,表面上还是要一个“民为重”的包装。

【史记§平准书】说,“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这个“民”的定义就比较模糊。往往所谓的“民”,只是大地主、大富豪而已。另外,即使这“民”真是全民,也未必说明什么问题。朱东润先生在他的【张居正大传§第12章-元老的成功】里有一段精辟、深刻的议论:

…他从勋贵盘据的畿辅,夺回担负国税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议。他们不说他得罪勋贵,而说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员的时候,一般人不说他整顿学政,而怀疑他得罪圣贤一样。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智识不够的时候,他们只知道拥护巨室的利益;甚至在巨室的利益,和他们本身的利益违反的时候,他们还是拥护巨室的利益。

而张汤,正是一个得罪巨室的政治家。

【通鉴§卷019】中讲到另一位酷吏义纵的时候,拿义纵同张汤做一个比较,说,“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然其治尚辅法而行;纵专以鹰击为治。”不得不有保留的肯定了张汤的行为。

张汤后来被权贵诬蔑,下狱自杀,死后留下的家产只有区区的五百金。元朔六年卫青出塞讨伐匈奴,军事行动并非很成功,因此汉武帝从轻赏赐,一次还是给了卫青千金。以此参照,张汤权倾朝野而家产只值五百金,是非常的清廉了。

另外,值得八卦一下的,是张汤同其下属谒居的暧昧关系。【通鉴§卷020】记载,谒居生病了,张汤亲自为其摩足,于是被人告发,说“汤大臣,乃与吏摩足,疑与为大奸。”这个告发者过于孤陋寡闻,不知道世上有“同性恋”这么一回事情,也不知道人同人的相悦,能够跨越大官和小吏的阶层差别。

汉武帝自己又是韩嫣、又是李延年的,男宠众多,对臣下却不肯放过,于是展开调查,而权贵们趁机落井下石,终于置张汤于死地。

对张汤的评价,应该跟对文革的评价一样,是两种极端、很有争议的。张汤不是一个公正的人;文革不是一场公正的运动。许多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并不是没有受益者。受益者并不少。忽略受害者,或者忽略受益者,是造成看法分裂的基本原因。然而比较惊讶的,是为张汤翻案的文字,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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