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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光的手印:婆罗洲岩画探索记
Hands Across Time
Exploring the Rock Art of Borneo

作者:Luc-Henri Fage

(译自『National Geographic § August 2005』)

在前方几步处的丛林小径上,我的Dayak(婆罗洲的土著民族)向导朋友Ham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叫道,“Luc,小心蛇!”雨雾模糊了我的眼镜,但我还是辨认出那条Ham差点踩上的蓝黑色大眼镜蛇。被蛇咬一口可能会致命,因为我们没有随身带解毒血清,而最近的诊所距离我们,需要两天的步行加两天的船。我们屏住声息站在那里,听着雨水打在热带丛林上的啪啪声,等待眼镜蛇蜿蜒消失在树丛间。

Ilas Kenceng是我们在婆罗洲(Borneo)发现的所有洞穴中,最美丽、也是最险恶的一个,我们正朝着它走去。当1998年第一次看见它时,我们才花了几个钟头来研究它的神秘岩画,就不得不带着无数的疑问离开:是谁留下了这些图案?在何时?为何原因?现在我们正返回那里,寻找更多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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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法国-印尼联合小队共有35个成员,包括考古学家、探穴者、向导、摄影者、独木舟船夫、行李挑夫、以及一个厨师。一个月前,我们从Makassar海峡(位于东加里曼丹,East Kalimantan,婆罗洲的印尼部分,参看地图)开始行程。乘坐十艘满载的独木舟进入褐色的Bungalun河,我们向一个既没有道路、也没有村庄的地区前行,那里只有无边无际的丛林和参差的石灰岩峰。我们的计划是顺着Bungalun前行,到达其和Marang河的汇合点,再从那里向北,沿路调查有着相似岩画的一串洞穴。

小船摇摇晃晃,船舷离水面只有几英寸的距离;我坐在船板上,回忆起17年前初次来这里探索的经历。作为纪录片拍摄者和杂志编辑,那次我同几个探穴者朋友一起,从加里曼丹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行程700英里。大约一半行程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岩石下避雨,在岩石的顶上发现了古代的木炭画遗迹。当我回到法国的时候,竟然惊讶的发现,没有任何关于加里曼丹岩画艺术的报告。

1992年,我再次回到这里,同行的有Jean-Michel Chazine,一个法国考古学家和大洋洲史前史专家。两年后我们在东加里曼丹发现了史前岩画。1995年,印尼人类学家Pindi Setiawan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年复一年,我们一道发现了遍布这个地区的许多有着岩画的洞穴;一些岩画的图案独特,显示了存在一支被遗忘的神秘人群的可能性。

这一次,为了到达目标洞穴,我们沿着蜿蜒的河流、Marang山脉的参差岩峰而行。我们在一处清泉旁露营,在树之间搭起吊床。我们的厨师烤了一只六英寸长的蝎子作晚餐,他说蝎子的壮阳效果很好。不过其他人还是宁愿吃米饭。天黑前起风了,吹得树梢的叶子哗啦啦响,随即就下起了热带暴雨。雨过去后,红蚂蚁蜂拥而止,被它们咬一口,就跟被黄蜂叮后一样的痛。Jufri,这个几乎什么都考虑到的Bugi(分布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民族,主要集中于苏拉威西岛,Island of Sulawesi)向导,他在我们的吊床下点起汽油,才将蚂蚁驱走。

第二天上午,回到我们的独木舟上,我们朝Gua Tewet洞穴(Gua Tewet得名于我们最有经验的一个向导Tewet)驶去。在过去40年里,Tewet一直在这一带的洞穴间搜寻燕窝,新加坡和香港的饭店里供不应求的昂贵美食。数年前他想起了这个洞穴,并告知了我们。

rockhands2在河边停好独木舟,我们带起装备,攀爬上500英尺高的悬崖,来到洞穴入口。我们爬得肌肉灼痛,但这很值得。洞穴里的岩画还是像1999年第一次看见它们时那样的令人惊叹:大约200幅左右的手印保存得相当完好,还有一些动物和人类的画像。大约有一半的手印中都绘有点、线、V型、或其他图案。我数出了大约50多种模式。

“它们看起来像纹身。”我对Chazine说。

“或者也许是身体上作画。”他回答说。在婆罗洲和其他一些地区,至今仍存在着这样的行为,用来标志某个人的身份或地位。洞顶的中央是此洞的精华部分:11只手印,每只都有不同的纹理修饰,它们相互之间用线连在一起,让人联想起了家谱世系。不远处,2只用断线连结的手印框起了一只蜥蜴的图案(也许是鳄鱼)。

“我确信,这是某种萨满教的仪式,”Chazine说道,“尽管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这条曲折的线象征着两个世界(艰辛的现实世界和灵魂所处的世界)之间的通路,这样的通路只有萨满巫师能进入和返回。”

自然,Chazine重返加里曼丹的目的不止是为了感叹这些岩画。作为考古学家,他的任务是弄清这种艺术的创作者和创作时间。直到现在他还未在这些画得最好的洞穴里发现有人类居住的痕迹:没有陶器,没有篝火烧过的动物残骨。但这并不令他惊讶。在他的想法里,这样一个高峻的鹰巢更适合用于神圣的仪式。

他反问道,“难道有人在教堂里用餐吗?”

于是Chazine选择了靠近河的另一个洞穴开始挖掘。他和他的队员们第二天就去了那里。Gua Tengkorak,或者叫“头骨洞”,它的门庭正对着底下的河面,其体积足够容纳几十人。实际上,在一处墙角下,确实发现了来自一种较晚期文化的墓葬陶罐,以及烧焦的人类和动物的遗骨。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Chazine、Julien Espagne、一个法国博士生、以及印尼考古学家Cunadi Mum和Nasruddin将会细细的晒滤土层,搜寻手工制品。两份木炭样品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这是后话。这些发现最终表明,留下这些手印和图案的人类,和在更早期迁徙往澳洲并创作了类似岩画艺术的土著有着联系。

让考古学家们继续他们的挖掘工作,而我同Ham、Tewet、我们的摄影队、以及我的探穴伙伴Serge Caillault一同,开始步行前往大约9英里外的Ilas Kenceng。我们到达该洞的时候,Serge开始发起了高烧,情形不妙。我很担忧,因为我的朋友Guillaume Artur du Plessis,就是在1988年的跋涉途中,因细螺旋体病而死去的。我希望立即遣返Serge。然而当直升机到达时,飞行员一开始却不愿在我们的临时降落点降落。最后他还是降落了,带走了Serge;后来经过诊断,Serge得了伤寒,用抗生素进行了治疗。他恢复得还行。

这趟探索将近尾声,在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进行拍摄、测量、记录Ilas Kenceng的岩画之后,那个早晨我醒过来,躺在铺于洞口的防潮布上。底下的丛林沐浴在薄薄的晨雾中,猿猴在蹄叫,鸟儿盘旋着捕食昆虫。我筋疲力尽,一身尘土。但我并不想离开。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疑问没有答案。

在我上方的另一个高高的洞穴里,有一幅神奇的岩画,6个手印像花束一样展开。每一个手印都很精致,但连在一起,它们好像在随某种能量而颤动,仿佛片刻前才创作似的。2000年,该洞的另一个手印,覆盖其上的方解石在法国科研国立中心进行了质谱测量。结果表明,石头至少有1万年之久,而石头覆盖下的手印,年代显然要更久远。

从地上站起来,我走回到洞里,Jufri正在煮水冲咖啡。在所有的向导中,只有他同意睡在洞里。其他向导都害怕传说中游荡在这些神圣场所的鬼魂。鬼魂我是不信的,但我无法否认,现在自己也被印画这些岩墙的远古人类的灵魂所萦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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