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中Gordon Gekko引用孙子以来,时代已经不同了。『薄伽梵歌』(印度教经典)是否已经取代了『孙子兵法』,而成为新流行的来自古老东方的管理教材?

当青年总裁协会的成员们聚集在新泽西郊区的一幢别墅时,那里洋溢着成功者的气氛。宝马,凌志,奔驰,各式的豪华轿车在修建齐整的草坪前一字排开。衣装齐整的侍应生们端上来素食烤面包。在这个九月末的傍晚,泳池边散布着近二十几位中型企业的主管和伴侣们。他们的企业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产品:从个人化的视听系统到梳妆用品。

随后他们进入依山而建的宅子内。室内装饰着闪亮的水晶灯,大理石的地面,镀金的洛可可式镜子。客人们聚集到地下室的一间房间,脱掉他们昂贵的休闲鞋,在地毯上围坐成半圆形。

今晚的演说者是来自印度的贤者Parthasarathy。他的关于印度教一支古老教派“吠檀多”的著作极为畅销。在身著白色衫裤的弟子们的随侍下,这位消瘦的八十岁的老者在黑板上写下了商业成功的三大秘诀:专注,毅力,合作。他用圆润的男中音说道,“只有培养起智慧,才会获得商业成功。智慧是身和心的主宰。”围坐的主管们聚精会神的听着。

数天之前,Parthasarathy前往沃尔顿商学院讲授如何对待压力。在那趟旅程中,他劝告纽约州麦城的套利基金管理者和风险投资者们,要在致富的欲望和内心快乐的追求间寻求平衡。而在LEH公司位于下曼哈顿总部的演讲厅中,一位年青的投资银行家询问关于应对恶意同事的办法。Parthasarathy回答说,“把他们摒除脑外。你可以创造自身的厄运,也可以创造自身的好运。”

Parthasarathy的旋风般的美国东岸之行,只是这个重要但略显离奇的新趋势的小小例子:大型企业正在接纳印度哲学精神。突然之间,诸如『薄伽梵歌』之类的古代印度教经典中的哲语纷纷出现在管理手册和咨询服务网站上。顶尖的商学院开设起“自我掌握”的课程,采用印度哲学中的方法来帮助管理者们提升他们的领导能力,帮助他们在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衡。

更重要的,出生于印度的策略制定者们正在帮助各个公司进行转型。C.K. Prahalad, Ram Charan和Vijay Govindrajan等学者是当今世界最热门的商业导师。像哈佛商学院、西北大学的凯洛格商学院、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等处的教授中,大约10%是印度裔的。这远远高于其他族裔所占的比例。凯洛格商学院的院长Dipak C. Jain解释说,“当高级主管们来到凯洛格,沃尔顿,哈佛,或者达特茅茨的塔克商学院,通过我们(教授们)思考、讲述的方式,他们会接触到印度哲学中的价值观念。”

当然,印度的学者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哲学理念。但其中最有影响的许多人均承认,他们的理论中有许多共通处。其中一点是坚信主管们应该有着比赚钱更远大的动机和视野。另一点则认为企业在商业运作中应该采用更整体、全面的方式——将股东、雇员、客户、社会的需求以及生态环境,全都纳入考量。甚至有人预测,会新发展一种管理理论,更关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密歇根大学的Prahalad教授(他在泰晤士报的世界最有影响的商业思想家排名中名列第三)说道,“最好的描述这种理念的方式是‘全面性资本经济’。这种理念认为,企业能够同时兼顾创造价值和社会公义。”

你也可以称它为因果资本主义。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更温和、更具人情味的思潮。它和后技术泡沫、后“安隆”的时代思潮互相呼应。今时今日,诸如“情商”、“仆式领导”(领导者是服务者)等词成为了时尚。企业的慈善行为一度是一种义务,如今它已经迅速被看作一种吸引和挽留尖端人才的竞争优势。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口号也许是“贪婪有理”,如今口号成了“绿色有理”(英文中“贪婪”和“绿色”的发音相近)。

尽管在管理圈中一度曾流行引用『孙子兵法』,如今风靡的古代东方经典则成了更内视的『薄伽梵歌』。今年的早些时候,Sprint Nextel公司的一个主管因应潮流而写出了一本应用指南:『薄伽梵歌和有效管理』。

初看之下,用『薄伽梵歌』中的古老精神智慧来指导今日的利润第一的主管们,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部经典又被称作“圣者之歌”,它叙述了最高神Krishna和王子兼战士Arjuna之间的一场对话;Arjuna在一场关键的战斗前,为了道德危机而正在挣扎。其中心思想是,开悟后的领导者应该控制那些会造成(错误)判断的冲动和感情。好的领导者是无我的,主动的,专注于他们的责任,而不是过度在意结局和利润。Ram Charan(执行总裁们的培训师,培训的对象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的CEO Jeffrey R Immelt)说,“关键点在于将目标放在个人之上。这完全可以应用在今日的企业领导管理中。”

这古印度哲学下的世界观看起来似乎过于唱高调,但它在今日的全球化不断加深、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商业生态系统中,对那些试图生存的企业的实质需求来说,却惊人的合适。过去的企业大多在企业内进行生产、研发、管理,今日则强调外包。诸如“延展的企业”(那些将许多功能外包的公司)、“创新网络”(合作研发)和“共创”(根据消费者的意见来设计产品和服务)等术语则正当风行。

并非出生于印度的思想家们发明了这些概念,但他们在推广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Prahalad的书籍为例,这些谈论企业如何透过和消费者“共创”产品、如何为贫穷阶层定制产品和技术而获取成功的书籍引起了轰动。受这些理念影响的企业包括诺基亚和Cargill。哈佛商学院副教授Rakesh Khurana(他曾因一篇论文而受到好评,内容为批评企业追求有个人魅力的执行总裁)正在写一本书,论述美国的商学院是如何从它们最初的社会定位下越走越远的。

因为著作和为Chevron和DE这类的公司提供咨询,达特茅茨塔克商学院的Vijay Govindarajan教授成为热门的创新导师。他的理论就和印度教的哲学直接相关。他帮助企业找寻如何放下过去、透过创新而开展未来的道路。Govindarajan说,他的工作是受“因果”概念的启发。“因果”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未来的人生是由当下的行动决定的。他说道,“因果是一种行动的基本原则。创新是关于创造变化(心转外境),而不是随变化来行动(心随境转)。”

现代市场理论从“操纵消费者”转为“同消费者合作”后,其与古印度的哲学有并行的成分。身为锡克教徒的凯洛格商学院教授Mohanbir S. Sawhney在自己的网站上探讨『薄伽梵歌』同商业的关系。他说,“过去行销的方法倾向于使用“征服”这一类的字眼。”如今应该专注于如何应用客户的意见来创造出新产品,他认为这“必需要和我们周围的一切有一种共生的关系”。

凯洛格商学院的Jain正在写一本书,探讨以客户为中心的印度公司的商业模式。许多印度思想家被吸引到强调“关联性”(整体互动)的领域,Jain认为这其中有着一定的原因。他说,“我们选择了同我们的热情相一致的领域。”

当然,无论共同的主题是什么,印度都不是社会觉悟性的展示橱窗。虽然像Tata集团或Wipro技术公司这样的企业有着扶助印度穷困阶层的慷慨理念,整个国家依然充斥着不顾道德的商业实践和社会不公正。此外,对于认为由他们出身背景不同、因此会有不同的商业方法的论点,一些印度学者进行了愤怒的反驳。他们指出每个人在宗教、影响力和专长方面的巨大差异。

实际上,像印度这样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多样化的国家中,其思想家对于自身理论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并不另人惊讶。哈佛的Khurana说,“我们是一个熔合的社会。”其结果就是,许多印度的管理理论家“倾向于将企业机构看作复杂的社会体系,文化和互惠会显得重要。你很难得会听到我们说一个公司中唯一的利益相关者是股东。”此外,印度极度严重的贫困问题也迫使企业致力于慈善事业。

印度的思想家不仅影响着管理者们运行公司的方式,他们更进一步寻求个人的成就。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Deepak Chopra甚至开设了一门企业主管领导艺术的课程。Chopra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向好莱坞明星们传授自助和精神治疗的方法。他还为Deloitte,哈佛商学院和世界银行进行过项目。

六月的某一天,在一个空荡荡、闪亮亮的教室里,Chopra戴着嵌有莱茵钻石的宽黑框边眼镜,带着整班的学生打坐二十分钟。“舒适的坐在椅子上,双脚着地,”Chopra教导着35个来自各个公司(从银行到体育用品零售)的中层主管,“我们今天的咒语是,‘我是。’”

其他商学院开始开设结合古老智慧和现代经理者需求的课程。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同样热门的一门课程是哥伦比亚大学Srikumar Rao 开设的“创造力和自我掌握”。Rao介绍说,许多的选课者是生活步调快的经理人员,他们在工作中相当成功,可是并不快乐。他的课程包括了精神训练和印度哲人和其他哲学家的隽语。许多经理人员对该课程赞扬有加,其中包括Goldman Sachs集团公司的执行董事Mark R. Tercek。Mark也练瑜伽;他说,“商学院应该多开设这样的课程。我们可以雇用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人,但他们最终还是无法成功,因为他们无法激励周围的人,无法与其他人合作。我认为印度人确实搞出了些东西。”

也许他们搞出了不少东西。一些印度理论家说过,他们最终的目标是推广一种完全不同的管理理论——用“面向利益相关者的资本经营”来取代“面向股东的资本经营”。已辞世的Sumantra Ghoshal就是试图这样做。当他去世的时候,这位多产的伦敦商学院教授正在写一本叫『优良管理理论』的书。

在Ghoshal看来,追随过去那些经济学家提出、商学院吸取的那些理论,数年前的企业大崩溃是无可避免的。企业并不止是受市场驱动的利润机器;它们是由人类所运行、为人类而运行的(以人为本),和周围的世界有着共存的关系。Ghoshal写道,“在企业的经济利益和企业作为社会正面力量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冲突。”

其他印度的思想家用各自的方式拾起了战袍。Khurana即将出版的书『从高目标到雇员』着眼于企业经理人员和培训出他们的商学院应有的对于社会的职业责任。

Prahalad说,其追求的乃是开发一种资本经济模式,“将个体放在宇宙的中心”,优先考虑员工和客户,而股东最终将因此而更受益。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高目标。不过,如果能实现的话,商业领袖们也许会发现,印度对于全球经济最大的影响,乃是在于影响企业主管的思维方式。

(英文原文“Karma Capitalism”,来自近期的『Business Week』。)